罗琪安慰道:“我爸答应我了, 有他在,稳得很。而且他说,‘陆轸同志’这些年一直在暗中看顾余老师。这都双保险了, 肯定没事。我看啊,该发愁的是那些打你的坏人,这回,他们算是踢到铁板了。”他说着, 看了看罗让的脸色,却见后者好像在发呆,便稍微提高了音量, 说,“二哥?你没事吧!”
罗让回神,笑道:“你说余老师也不跟我透个底,我这白担心一场, 还费你跑前跑后。你先回去吧,我想休息会儿。”
罗琪打量他片刻,被他这份突如其来的平静搞得心里毛毛的:“你认真的?”
“对啊。”罗让说,“你不也说了,出不了事,该怕的是那些人。你说我还杞人忧天干什么呢?”
罗琪想想挺对,而且也实在看不出罗让是真放心了还是装出来的。于是他又勉强憋出几句宽慰之语,就拿上自己东西,赶回剧组去了。
罗让一个人躺在病床上,看着窗外晃动的枝叶,陷入了沉思。
余希声的资料,有的部分很明白,有些地方却含糊其辞。例如“性情大变”,就没有写原因。再有就是“陆轸同志”身份语焉不详,他将余希声找到后带回家,并没有交代对余希声的处置,而只是简单说了一句“经过陆轸同志的教育……允许入党”。罗让能从中推理出一个信息:这位“陆轸同志”一定是给余希声做了某种担保,以致于“组织上”对余希声既往不咎。
问题是,“陆轸同志”跟余希声是什么关系,愿意担这样的风险,为他作保呢?而且,余希声创立“象盟”这件事,影响不小,“陆轸同志”显然很有能量,能够在这种情况下,为他抹平此事。
不光如此,罗让想得更深一层。整份资料,通篇未提余希声最重要的两位亲人:父亲和母亲,却不断出现他小姨傅勉卿的名字。这是不正常的。从余希声多次回避关于“过去”的话题来看,他的家庭肯定存在很大问题。是父母离异,或者已经去世?这是罗让暂时无法知道的。
但他能够肯定一点,对余希声来说,十四岁和十六岁是两个重要的人生节点,十四岁发生的事,毁灭了那个少年的音乐之路,而十六岁前后,一定还发生了足以改变他人生的变故。否则,光是一直以来暗中看顾他的“陆轸同志”,就不会允许梁志开这样的人都能欺负到他的头上。
但以上这些,还都不是罗让最优先考虑的问题。再多心结,只要一直在一起,他总能慢慢开解掉。可如果遭遇强大的外界阻力,不能继续在一起了呢?
罗让对“陆轸同志”充满了警惕。尽可能查到这个人的资料后,就更加在意了。也许对一些上层人物来说,还不算什么,但在他这样的小老百姓看来,真是个很大的官了。不说别的,就蔡老师的朋友,那个刑警队长,不都比他有能量得多吗?
虽然到现在为止,“陆轸同志”还未露面,也没有任何行动表明要插手他们的关系,但提早做好准备,以防万一,总是有必要的。
罗让想,也许有人会嗤之以鼻,但他的确只有一颗真心能够奉上。只要余老师不嫌他,他就有勇气坚持。
余老师现在在哪呢?希望他一切顺利,恳求他不要重启“象盟”。要是他喜欢平凡的生活,罗让愿意一辈子假装不知道这些事。他想:余老师,千万不要为了我,去勉强自己。
余希声倒真没有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的打算。经历了一些不太美好的事情后,他认为自己变成了一个胆小懦弱的人。他只想做一个教书匠,把山里的孩子带出去。他喜欢孩子,愿意照顾他们,保护他们。
现在,他养的“大孩子”被人欺负了,他心中痛恨,便佯装强势,拿起锋利的武器,要赶走那些可恶的敌人。
余希声没有像罗让想的那样,去找那些人“硬刚”。他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乡村教师而已,哪里有这样的能力呢?他能做的,只是稍微动用一些可以利用的资源,绞尽脑汁地扯起虎皮当大旗。
首先,他联系到寓居新城干休所的一位长辈,询问他那里是否有一架钢琴。他说,学校有汇报演出,他要献奏一曲,但多年不弹,手上功夫生疏了,于是想借用数日。
老人不疑有他,非常开心,得知学校正在放假,索性让司机过来接他,说干脆去干休所住几天,趁着正好要练习,给他们几个老家伙蹭个耳福。
余希声从善如流,欣然允诺。
坐上老人派来的车,半路上,他对司机说,要去某地驻军后勤处见个朋友,请他绕个弯子。这不算大事,他又给司机买了点烟酒,后者就挺高兴地答应了。
到了地方,他让司机在路边停下,说去去就来。在门口,点名要找后勤处某位主任,说要举报“非法使用军车”的情况。当然没人理他。但看到他坐着挂部队牌号的小轿车来,也没敢把他拒之门外,就把他带到一个接待室,让他坐冷板凳。他等一会儿,就看一眼腕表,半个小时以后,面色一沉,转身离开了。
回到车上,他跟司机说,没见到那位朋友,要去警备司令部找人。路上可能会遇到那位朋友,所以要开得慢一点。司机有些不耐烦,得到一个红包后,摸了摸厚度,又乐呵呵答应了。
没多久,刚离开的后勤处开来一辆车,追上了他们。原来,余希声要找的那位主任一直在办公室,只是不高兴出来。后来因为他一会儿看表一会儿看表的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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