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诺德最终没有把他的怀表给我。
我问他,心理医生靠着一号办公室外墙无所事事:“哦,我忘带了。”
自从我回普林顿庄园,我们见面的时间就减少了。他回来汇报工作时还是会顺路来我这里,靠着办公桌聊天,发表对战争的看法,但是次数不再那么频繁。
有一次我去办事,靠着伦敦街头灰色的电线杆等巴士,正巧撞见fēng_liú医生开着军用吉普带小女朋友兜风。他看见我招手有点尴尬,不情不愿的把车停下来,探出头。
“搭顺风车?”
“去唐宁街7号。”
阿诺德有点担忧:“白厅?艾伦,你别参与得太深了。”
“没事。”
我坐在后座,他的大胸脯女朋友在副驾驶,十八九岁的姑娘,小鸟依人。至少d杯,衣服上的香水味熏得人打喷嚏。
我跟他打手势——口味变重了啊。
阿诺德通过反光镜瞥到了,他显得有点不自在:“呃,我和珍是第一次约会,正好碰见你。”
他的小女朋友回头看我:“嗨,帅哥。你叫什么名字?”
“艾伦。”我保持风度翩翩绅士形象:“艾伦.卡斯特。能为你效劳吗,小姐?”
小女朋友回头:“你朋友挺无趣的。他平时都这样吗?”
阿诺德哈哈大笑:“他是数学家。剑桥数学系毕业的。”
他问我:“你和加西亚先生怎么样了?”
我耸肩:“挺好,就那样。”
阿诺德似乎有点诧异,但没有再追问下去。穿过特拉法加广场就是白厅的大理石走廊,吉普转进左边的小街,街角的灰色墙砖上着“det”的牌子。阿诺德把车停在一栋白色建筑外面,让小女朋友在车内等着。
我眯起眼睛抬头辨认:
内阁作战办公室。唐宁街7号。
“艾伦,”他叫住我,犹豫了片刻:“如果你是要去见c,谨慎一点。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就告诉我。”
我很诧异。
“你知道c?”
“我不知道,我爷爷知道。他是情报局真正的boss,加西亚先生负责军情六处,林德曼负责军情五处,他掌握整个情报局。”
“c长得什么样?”
“我不知道,很少有人真正见过他。你见面就知道了。”
他往吉普走去,夕阳把街道和他的影子都拉得很长。
我叫住他,指指吉普:“阿诺德,那是第几个女人?”
“我们分开后第三个。”他想了想,好像觉得不对:“好像我们本来也没在一起过?”
“你该找个人定下来了。”
fēng_liú医生挥挥手:“我还想再玩几年。”
就像我告诉阿诺德一样,我和安得蒙的关系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,我甚至没有时间见他。安妮告诉我,加西亚先生一半的时间都不在普林顿庄园。他具体在哪里我无从知道。
接到文件,我5月13日回到一号办公室,腿上绑着石膏,拄着拐杖,开始正式解密机的设计工作。
我一直在思考c的批文:
请转军情六处政府密码学院,艾伦.卡斯特。(c)
这意味着c绕过安得蒙直接联系我,提名由我设计“迷”的解密机。
对此安得蒙没有给我任何解释,他只是在我回去后的第二天签署了一份文件,说明由我全权领导一号办公室。
文件是女助理安妮交给我的,安得蒙的花字体签名就在最后一页末尾。
“艾伦,加西亚先生真信任你。”安妮扬了扬波浪形卷发:“不然他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位置给你。”
她看着我:“我听到荷兰投降的消息了。艾伦,我们能胜利,是吗?”
我说:“我们会胜利的。”
“听说纳粹在焚烧犹太人和外国特工。”
“加西亚先生不会派你去占领区执行任务的。”我尽量安慰她:“你在国内很安全,别怕。你走了谁帮他处理事情?会没事的。”
我发现安妮竟然有些微微发抖。
她点了点头:“我会没事的。”
安妮用力抓住我的手臂:“六月底,你一定要把解密机做出来。”
在这之后很长时间,我再也没有见到安妮。
后来人们告诉我,荷兰投降后我们的情报网络受到沉重打击,有四个重要谍报同事被纳粹逮捕,送往位奥斯威辛集中营。安得蒙提出救援计划,安妮主动要求前往占领区贿赂集中营的纳粹军官。
她走的前一天为安得蒙送了的最后一份文件,在走廊里拦下我,说:
“艾伦,六月底,你一定要把解密机做出来。”
自此,我正式成为一号办公室的负责人。
5月31号,我终于拆去了腿上该死的石膏那天,被告知要见c本人。
其间我只见到安得蒙几次。
他换了一辆车,劳斯莱斯幻影iii,依然是黑色。我几次看见彼得拉开车门,他从后座下来,身边跟着不认识的人。
正是午餐时间,我去餐厅,在走廊和上安得蒙擦肩而过。
他叫住我:“艾伦。”
安得蒙穿得很正式,浅灰色西服配深色领带,像是刚从重要场合回来。这是琳娜事件后我第一次见到他。
他站在一幅静物油画的复制品前面,画里落在早餐蜂蜜面包上的阳光似乎穿透画布,流泻到了他浅金色头发上。他更消瘦了,腰挺得很值,抿着嘴唇,眼眶因为过度劳累而凹陷下去,目光却显得炯炯有神。他一向很要强,从来不向我露出脆弱的一面,所以这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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