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是我觉得他还活着。
埃德加习惯于把他的画锁进一只轻便的铁匣子里，搬家的时候随身带上。那些画大多数关于我们，比方说他从后面抱住我的腰进入我身体时，我痛苦的绷直背脊仰起头，画面总是在傍晚，夕阳从窗外照射进来，把白色床单镀上一层怀旧的金。床头有他带来的深紫蓝色的雏菊。被囚禁止的日子里他总是习惯从外面给我带一点小礼物回来，一小束野花，或者一袋糖果。
这些画有些是真实的，有些只是基于他的想象。
他曾经仔细的锁好这些画，笑着跟我说，这个铁皮匣子里装着他的幸福。
我翻过下属递交给安得蒙的搜查汇报，后面附带了很长的物品清单。清单罗列了很多东西，巨细无遗，包括烧毁得几乎认不出来的餐桌，墙缝里发现的钢笔，扭曲的吊灯残骸。可是我找不到任何关于那只铁皮匣子的记录。
它消失了。
就像是埃德加带着它，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战前，政府曾经倡议过伦敦市民在自己家的后花园里挖防空洞，以抵抗纳粹空袭。我不知道这对犹太夫妇是否这样做过，也不知道即使存在这条地道，它的入口在哪里，出口又通向哪里。
不管怎样，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想。从那一天起，雏鹰的活动就从柏林情报的通讯记录上消失了，再也没有出现。
安得蒙告诉我，埃德加死了。
他用力抱住我，轻轻说：“艾伦，他确实死了。没有人能够在那样的轰炸和大火中活下来。我们的士兵仔细搜查过，没有发现防空洞的地道。你是在欺骗自己。”
我很长一段时候不能回普林顿庄园工作。阿诺德说埃德加为了防止我逃跑，在给我的食物里参了放松肌肉的药物，长期服用对身体影响很大。他给我开了病情鉴定书，要求我休息一段时间。
所以我就住在安得蒙的别墅里，什么都不做，每天起床，坐在窗口看书，听广播，睡觉。
空袭依然在继续，炸弹就在不远处的街区落下来。
安得蒙告诉我不用担心，这里是安全的。
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，事实上直到战争结束，旁边的街区沦为一片废墟，而我们所在的地方依然安然无恙。
安得蒙大部分时间都不在，只有周末才能回来。一听到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我就冲下楼梯，靠着客厅的装饰花瓶上摆一个自认为很酷的姿势，向他抛媚眼：“宝贝，我觉得我全身都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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