起,从来对他就没有好脸色。张明洋更不服气,两人同样的年纪,凭什么金自立是主任,他就只能是组长呢?
尽管之前在金秋厂,我也被高总和孟小姐他们当过鱼蚌相争的棋子,但那都是公司的高层,没想到樱之厂小小的人事部办公室政治也这么复杂。我听得入了迷,不时傻傻地问:“真的?这是真的么?”
王磊也一直在倾听,不时说几句:“哪里都是这样的,你别放在心上。”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话,总之,他说了很多,但我没听到一句实质性的内容,感觉这个人城府好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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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比较王磊,张明洋却坦城得惊人。酒到半酣时,他又开始絮絮叨叨地讲起了他的经历。
张明洋是江西人,1997年大学毕业,那时候的大学生己经不象以前那样包分配了。再加上没有钱和门路,他只好和三个同学到最偏远的一个村委会做选调生。虽然同是选调生,但有的选调生家里有钱有门路,下基层只是为了“镀金”,给以后的提拔做铺垫。而他这样没钱没门路的,也许一辈子也只能呆在村委会了。
1998年水灾严重时,江西到处人心惶惶,修了很多水坝。为了防止随时可能出现的险情,水坝上要有人守夜。让他困惑不解的是,他们同去了四个选调生,但村委会一连七天都派他一个人去守夜。后来他才知道,其余三个人不是靠山很硬,就是拿了钱的。
第八夜,水坝果然被大水冲开了,险情危在旦夕,这个时候他本该堵上大坝或做别的补救措施。他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,但他是家中的独子,他若死了,便没人赡养父母,一念之差,就转身就逃走了。幸好水坝虽然被冲开了,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,但他却因此丢了选调生的身份,并从此与主流社会无缘。
当时本想留在广州,因为广州有同学,但刚到火车站广场手机就被人偷去了。以前总听人说广州太乱,他本来还半信半疑,手机被偷后就相信了,再不敢呆在广州,就来了深圳,他一直到现在还记得,那年深圳的冬天格外冷!
他在深圳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医药代表,国家的政策是医院自己负责财务,药品实行各个省招标。如果药品统一采购,实行公费医疗,国家要补贴。也就是说,国家把这个包袱放在了老百姓身上,让病人鱼肉人,医生成为刀俎。医药代表就是利用现行的“医药不分家、以药养医”的格局生存的。
没做医药代表前,还以为平价药店药品己经很便宜了,因为医院更贵,做了这行后,才知道平价药店也是暴利,现在的医疗制度实在太腐败了。有的药进价才几毛钱,但卖出才常常几十、几百元。
比如一盒极普通的药,从药厂卖到一级代理商(全国总代理)为1。5元;全国总代理将其转卖到各地二级代理商(多数为私人承包)的价格为5元;二级代理商卖给医药公司的价格摇身一变成了30元,其中25元的差价费包括给医生的处方费12到15元,药房统计员的统方费2到3元,还有给医药代表的提成3到8元,其余则为二级代理商自留利润;药药公司卖给医院的价钱为35元,其中5元为医药公司中介搭桥费用;而医院最后卖给患者的价钱为45元,其中10元为医院自留利润。价钱较之出厂价己翻了30倍,据说成本低得可怜。
出厂价1。5元的药就可以卖到45元,至于出厂价15元的药,最少都要卖到百元以上的。病人进医院看病,医生开药,看似平淡无奇,其实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支药都是有回扣跟着的,医生给病人看病开什么药不是取决于药品疗交,而是看哪家医药代表给的回扣多,药价越高回扣越高,拿得最多的就是科室主任和所谓教授级别的,最高的每月可拿十多万。当然,做手术的医生是不屑于拿这些回扣的,因为病人家属的红包早就把他们喂饱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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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明洋接触过的所有医生都有车,还是好车。单纯按照他们工资条上的收入,根本不可能买得起车。特别是中午时分,不少医生连白大褂都来不及换,就开车走了。很多时候,他们是被利益相关的人请去消费了,这些消费,很多是由医药代表请的。
在公司老医药代表的引导下,张明洋仅做了半年,月收入就达到一万元了。但他却毅然辞了职,辞职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复杂,因为他还没有丧尽天良:“看到病人如获至宝地拿着医生开的处方抓药,我心里就特别难受,真是应了那句话,‘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。’”
辞去医药代表后,他便开始从事工厂的人力资源工作。虽然他有理论知识,但珠三江这边工厂的人力资源工作并不需要太多的理论知识,是个人都能做,专业性不强,流动性就特别大,反正中国人多,你不做还有别人做。更重要的是,身为人力资源工作者,他竟然不站在公司的立场去压榨工人,有时还为工人说话,这是做人力资源的大忌,所以他在一家公司从未呆满过一年,直至辗转进了樱之。但明天,他不知道自己又会在哪里?
说到这里,他唉声叹气地猛灌了大半瓶啤酒。对于我们打工者来说,每当谈到前途的话题,许多人和我一样心情沉重,看来身为樱之厂人事部招聘组长的张明洋也不例外。我不知道,是深圳这个城市让我们心情沉重?还是打工生活让我们失去了前进的动力?亦或是,整个中国都失去了统一的、明确的方向?
张明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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